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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GOSU特辑】财经报道:零和博弈游戏如何转变成发布时间:2019-12-19 20:31 浏览:

  ”项目,与美国奇点大学、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战略合作,选拔中国未来社创独角兽企业,为其提供“科技x商业模式x社会问题x资本”的支持体系,培育并引导下一代影响中国社会的新经济企业。

  7月17-24日,“GO*SU 闯成社创独角兽”启动硅谷集结,未来社创独角兽们前往硅谷和奇点大学,沉浸式学习奇点大学的社会问题未来科技解决方案,并深访硅谷社会价值投资生态圈。

  财经杂志驻硅谷记者刘泓君对本次硅谷集结进行了报道,本文首发于「财经杂志」(ID:i-caijing),原标题:Jane在硅谷美国版《我不是药神》:天价药与脏钱的故事

  现实世界远比电影残酷很多,比假疫苗与天价药更可怕的事情是,在美国版天价药背后,没有找到任何违法行为。

  这不是一个新故事,但现在讲述大家更愿意听。这是一个真实版的《我不是药神》的故事,这次故事的主角,是华尔街的大空头香椽(Citron)与制药公司威朗(Valeant)的斗争。这个故事可以清楚看到天价药是怎么形成的。过去两年,已经有很多媒体从金融的角度报道了威朗制药的案例。Netflix今年出品的纪录片《脏钱》(《Dirty Money》),它记录了企业逐利与公众、社会之间的深层矛盾,并抛出了一个无解的社会问题——企业因逐利在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游走,导致药价高涨。可悲的是,就算一切真相公之于众,威朗的股价下跌了90%,市值蒸发800亿美元,新宝GG依然无法解决患者的境遇。

  这部片子是从香椽的一个基金经理的视角拍摄的,她以为药品和科学都是好事,但她发现不是这样的,资本是贪婪的逐利的。很多人不喜欢她,也不喜欢空头,她说做这件事的目的,就是要去帮助被威朗利用的人。马丁·史克莱利把达拉匹林的价格从每粒13.5美元提高到了750美元,他最后以证券诈骗罪被抓。但是比起这集背后真正的主角,威朗公司的CEO迈克·皮尔森,他只是个小人物。

  故事有三条时间线交叉空头、威朗制药与患者: 在迈克·皮尔森(Michael Pearson)接手公司时,这家公司的股价不到15美元,市值21亿美元,运营艰难。根据大空头的描述,皮尔森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见华尔街的投资者,如果哪个投资者对威朗的股票不太放心,只要跟皮尔森聊聊,就可以安心。加入公司三年,他做了22次并购。 并购背后并不简单。

  一般情况下,制药公司会花费18%的收入用于新药的研发,而威朗只用了3%。每种被它们并购后的公司药品,药价就会大涨。简单说,威朗的策略是,找到能够垄断市场的药品,买下这家制药公司,不做任何研发,药品涨价来获取利润。他的目标,就是为股东赚取利润。镜头前是一位威尔森氏症的患者,过去她每个月花30美元买药。突然有一天,她发现每片药的价格高达200美元。打开冰箱,她的冰箱里大概有着价值7-8万美元的药。威朗将她的药,价格从每个月650美元提高到了21000美元。 继续吃药,她总有一天买不到医疗保险;如果失业,她的医疗保险太高,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;不吃药,会死。

  此时,威朗公司的市值从21亿涨到了780亿。 空头在威朗给投资人的财务报表中的脚注中找到了股价高涨的原因——罕见药物销售的增长。但空头发现,罕见病病人并没有增加。销量增长的实质是,他们大幅提高了价格。

 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,当皮尔森在国会接受质询被问到,去年公司排名前30的药品中,平均价格上涨了78%,而这些涨价不能归过于研发,因为研发没有太多花费。当参议员问到,在你并购以后没有涨价的?说出一种就行。皮尔森说:“美国没有”。

  空头研究了几年威朗制药,当下班时间大家都在读小说看剧时,他们在研究威朗制药的所有材料。当一切资料收集好之后,剩下的就是等待时机,做空市场需要好的时间点——总统竞选成为一个关键的时间点。 2016年,希拉里盯上了药价,她给公众念了一封病人写给她的信:当时某患者从80年代就开始注册某公司的药品,当年每十针180美元;现在,同样十针,14700美元。

  希拉里称,要阻止这种掠夺性价格。这时,空头们同步行动了,给媒体和华尔街基金发去他们的做空报告。一个月内,威朗制药大跌,损失了260亿市值。 同时,这种现象并不只存在于威朗制药一家公司,所有的药品公司都在使用这种手法。胰岛素价格自2008年以来上涨了3倍,肾上腺素价格上涨了4倍。 事实上,每当有媒体质疑威朗制药时,他们会以保险免费为借口。从2008年开始,美国的保险费上涨了43%,这些钱最终分摊在每一个美国居民身上。 “我们给董事会发了邮件要求调低价格,你以为这场仗你打赢了,结果一年后价格还是这样。有时候,你会问为什么要去打这场仗,如果是我们的女儿,他们不幸得了这种病呢?如果她们每年都要背负30万美元的账单呢?” 威朗答应国会降价,但最终也没有降价。

  实际情况是,他们降低了药品价格,就没办法支付债务。 在片子的结尾交代了这个故事的结局:“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违法行为,这才是这件事可怕的地方”:威朗的CEO皮尔森没有违法行为,法律制裁不了这家公司。

  市场的力量开始显现,这家公司相比于巅峰时期,股价跌去了97%;威朗在华尔街的支持者——比尔·艾克曼损失40亿美元;空头法米·夸迪尔的做空大赚,但她仍然没有“拿钱走人”,她在等这家公司跌至0。整件事最可悲的是,患者的境遇没有任何改变。

  现实生活中,没有人喜欢调查记者与空头,香椽因为做空,让那些投资了威朗的人利益受损,被大量的泼脏水。他们用市场的力量,创造了价值。这部的纪录片一共六集,每一集背后都是企业利益与社会道德边界之间游走的一个具体案例,威朗只是其中的一例。对社会有利,还是对投资人有利,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角度。

  正好在上周,我跟着社会价值投资联盟,连续拜访了硅谷的诸多慈善基金会与公益组织,包括 陈·扎克伯格”计划,洛克菲勒慈善咨询公司。我发现,大公司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,公益的方式也正在发生改变,从过去单纯的捐赠变成社会影响力投资。

  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在过去几年,做了这样一件事:他们发布了《A股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报告(2017)》及首届“义利99”排行榜,经过18个月回测,这个榜单指数不仅跑赢沪深300,涨幅还在持续扩大。对社会有利与投资人有利,可以是同步的,这被公益机构称为——“义利并举”。

 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硅谷。这次,我们拜访了斯坦福教授Ian Monroe,他在斯坦福教授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的课程,他是这方面的专家,并知道哪些坏公司的存在导致了这些环境问题。他点名批评了大众,这也是《Dirty Money》第一集中点名环境污染的公司。

  同时,他发现有超过70%的投资者希望能够投资可持续发展的企业,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基金表现不错。于是,他成立了自己的二级市场投资基金Etho Capital。他的投资理念是,不好的企业,最终在财务上的表现也是不好的。因此他的投资榜单中坚决不投烟草、酒精、武器、石油、煤炭、赌博、犯罪等相关的企业。比起义利99的榜单和投资组合,他的投资分类中,化石能源与天然气公司的数量为0,他太熟悉环境问题,这些公司不符合他的价值观。

  从2015年11月到今年6月,他的基金回报指数上涨46.72%,远远大于标普500的34.14%。这种趋势在二级市场兴起只是第一个阶段,它在试图解决股东利益与社会价值的平衡。除此之外,在科技公司与投资人活跃的硅谷,“影响力投资”也在公益组织与基金会中兴起,它更加偏向于一级市场。

  “影响力投资”最早是2007年,由洛克菲勒家族慈善基金会提出的。它是指资本通过经济效益投资来做公益。在如何界定是否是影响力投资,有一套联合国的通用标准,各个公益基金也会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停完善。界定这个投资的主要有两个指标:一个是做的事情具有社会价值,比如你可以解决50万人的生活污水问题;另一个是业务能不能指数级增长,比如是只解决10个人问题,还是解决10万个人问题。

  如果要结合威朗的案例,有一个点很有意思,就是怎么去判断一家公司是不是社会价值企业?特斯拉的例子非常有趣。类似于特斯拉这样的电动车企业,往往都被称为“绿色出行”,由于可以不再使用传统的能源,它到底算不算社会价值企业。这个观点我与奇点大学的教授Ramen Nanm讨论,他认为特斯拉的存在是为了赚钱,因此并不算社会价值企业;而同行的朋友称,虽然可以用充电代替汽油,但是生产电池过程中的耗能和污染,并不比直接使用汽车更好。

  因此,在企业做的事情是否真有社会价值,还是逐利,既有专业的投资标准评估,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。友成基金会秘书长零慧深耕慈善多年,她告诉我,她一直在帮助中国的一些扶贫项目,慈善基金依赖于捐赠模式影响力有限。如果能够自我运转养活自己,才能让扩张速度更快,覆盖范围更广。这次我们拜访的国际社会影响力组织Impact Hub、洛克菲勒慈善咨询公司、陈·扎克伯格”计划,几乎所有的硅谷慈善基金都在尝试“影响力投资”,并尝试自负盈亏。这也是美国西海岸硅谷与美国东海岸纽约的运作方式的区别。在硅谷,他们希望以投资的方式来资助有价值的社会企业,让这些企业能自负盈亏有扩张性。

  在仔细聊过一些案例以后,这种方法与传统的风险投资很像,不同点是,在基金会的评估体系中,他们以能维持基金会的正常运转为主,而不像风险投资只评估财务回报。纽约的基金会大多还是以传统方式为主,因为可以避税。

  洛克菲勒慈善咨询公司副总裁Heather Grady认为,基金会对一些好项目正在采取“以投代捐”的方式,但是他们并不会强制要求对方接受哪种方式,不管是咨询的方式、投资还是捐赠,都会以对方舒服的方式为主。基金会本身也在改变,目前完全独立运作,去年运营成本为1000万,他们通过帮助这些基金会找到好的投资标的、并提供一些慈善方向的项目方法,实现了1100万美元的收入,维持现金流正常运转。

  急救组织“第一反应”就是典型的影响力投资。一次跑完马拉松赛事中,创始人陆乐看见身边的人心脏骤停以后,新宝GG创造奇迹成立了这家公司,它为中国的马拉松体育赛事提供急救。除此之外,他们还会在一些公共楼层里布局现场急救装备,并对志愿者进行培训。但是,这样一家看起来本可以做成公益的组织,在通过公司的方式运作,他们通过培训费和企业端课程销售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模式,并且获得了腾讯的第一笔投资。

  合伙人陆俊告诉我,这笔投资是腾讯创始人马化腾亲自批复的,他认为这样的公司除了具有商业价值,还有社会价值。事实上,他们本可以用马拉松赛事养活这样一个小团队。但由于中国懂得急救的人的比例大大低于国际比例。他的第一要务是扩张,通过投资,他可以快速把业务布局到各个省市,甚至出海。跟他聊完我不禁感叹,市场化运作的方式,资本的进入,都是比慈善更有效的普及急救的方法。

 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硅谷,我曾经写过多篇教育的稿件,不管是个性化教育Altschool还是位于硅谷红木城的Summit公立中学,这两个案例中都有陈·扎克伯格”计划的影子。以Summit高中为例,当硅谷的老师们找到一些个性化教育的方法,并且经过时间检验,这些方法对升学率有显著的提升时,全国各地的老师会到这所学校取经。后来,为了节省老师一对一辅导学生的时间,同时把这个模式扩张向美国全球,扎克伯格为这所学校捐赠了工程师,开发了一套教育软件,将这所学校的教育精华和个性化管理做成模块,提供给美国其他一些公立学校使用。通过教学软件,好的教育方法也可以快速在美国扩张。所有这些,都不再是简单地捐赠,而是在科技手段下,找到新的方式让有意义的事情更快地扩张。这种扩张不依赖于一方持续的没有回报的付出,而是企业能自负盈亏甚至略微盈利。

  这让我想到做这次采访的动机,社投盟曾跟我聊起来:有一些符合社会价值投资的公司,需要最新的思想和科技的方法让业务规模化,有很多双赢的事情可以探索;另一边,有很多科技创业者,他们并不能下沉到普通人的世界,有很多更底层的真实需求需要被发现。比如一家区块链公司,为非洲国家提供低廉甚至免费的太阳能电,又用富余的电去挖矿,这样既提供了廉价的电,甚至让不能用电的人用上了电,推广了清洁能源,又同时让生态链的合作伙伴们通过挖矿赚到了钱,很多人有能力但又发现不了这类机会。科技正在指数级增长,如果公益不跟上,也会落伍。

  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是,社会的发展不是一个零和博弈游戏,而明明有很多双赢的商业模式和投资方法。不管是最近的性骚扰、天价药还是假疫苗,还是有很多人在想办法让世界变得更好。正如我跟这些社会企业家在奇点大学上课,他们告诉我,最大的启发不是某个知识点,而是这群世界上最聪明的人,从思维上启发了你。一个好的社会,少不了政府与监管的作为,好的制度的设计。但抛开这些,好的社会是所有人共同构建的,比如对学者与知识的尊重,对作恶的勇于发声,对工作的专业。调查媒体、空头、有效的资本市场、公益组织、甚至是普通人炒股时每一次价值选择,一个都不能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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